奉化人毛放军、汪备虎，因利用非典敲诈勒索，昨天被宁波奉化市人民法院一审当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、一年六个月。

这是我省首例利用非典犯罪被判刑的案件。“好笔”用在歧途，害人不成先累己事情要从宁波溪口俞老板和周老板收到敲诈信说起。信中称，有个刚从北京回来的人感染了非典，没钱治病，需要两位老板每人5万元的“帮助”，如果不把钱汇到指定账户，这位非典患者将“悄悄地来到您身旁或您的任何一个家属或朋友身旁，或往您的别墅里、轿车上吐几口痰……”

从信中看出，写信的人钢笔字下过一番苦功，写得很飘逸，文笔也相当不错，“设身处地”地帮对方考虑得“面面俱到”，通篇阅读下来几乎没有停滞之处。

信的操刀者是奉化农民毛放军。28岁的毛放军，中等个子，貌不惊人，高中文化水平。可惜，“好笔”用在歧途。

为写好这两封信，毛放军不但把敲诈对象的私家车车号都查到了，还在信中写到其中一个敲诈对象有一个年幼的儿子。巧的是，就在毛放军进行敲诈期间，5月3日晚，奉化确认了一个非典疑似病人。

不过，毛放军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竟会把俞某的名字给搞错了。而俞老板又偏偏不信邪，也不听他“再三嘱咐”的话，报了案。

5月5日上午，警方立即到银行查看信中提到的牡丹卡，发现卡是湖北籍葛女士办的，这给办案带来很大难度。

颇具戏剧性的是，办案人员在看葛女士办卡的现场摄像资料时，无意中发现，有一个跟她显得很亲热的男人也办了一张牡丹卡。

这个男人的资料，很快放到了办案人员面前：汪备虎，男，1981年生，奉化人，葛女士是他的女朋友。

下午，办案人员赶到汪备虎住处，刚好毛放军也在，而房内还有与敲诈信一样的信纸信封。

随即，毛、汪两人均被刑拘，此时距接到报案还不到5个小时。“他们若不肯寄来，我也没办法”昨天上午9点的法庭上，数十位旁听人员中，不仅有国内众多媒体记者，还有宁波中院一位副院长和刑庭的几位法官。

今年4月下旬，“我看到电视和报纸上，到处都在报道非典，平日里大家说起非典也人心惶惶，而我想做生意，刚好缺少本钱。”毛放军说，他由此想到，这正是一个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进行敲诈的好机会。敲诈需要一个银行账号，而用本地人的身份证，很容易被查出来，于是他找到汪备虎，说有个外地朋友要汇五六千块钱过来，而他没有信用卡，叫汪以女朋友葛女士的名义向银行申领一张。

而5月初，毛将写好的两封勒索信，给汪看了，并说明了自己的真实意图，汪竟然没反对。“为什么向每个人索要5万块？”

“我当时也是想试试看，数目就少说一点，他们若不肯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毛、汪两人对所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庭上痛哭：寄信第二天我就后悔了两个多小时的庭审结束后，法院当庭判决，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毛放军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汪备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。

法院认为，毛、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强索他人巨额钱财，因意志以外原因而未得逞，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（未遂）。两人坦白态度较好，可酌情从轻处罚，但是两人在非典疫情期间，却以传染非典相威胁，社会危害性较大，应予严惩。

这是浙江省首例利用非典进行犯罪被判刑的案件。

毛放军在接受采访时失声痛哭：“我感到很后悔，寄出信的第二天就后悔了。”而据查，就在他们被抓获的5月5日，他还叫汪查询过账号，看有无钱汇入。

汪备虎只垂头说了一句：“我是罪有应得啊！”

此案在5月14日立案后，因其特殊性，迅速引起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。而奉化法院更是在10天法定答辩期刚过的第二天，也就是昨天，以最快速度开庭审理。

浙江大学法学院教师沈志坤指出，在非典这一特殊时期，对此案的及时快审，将起到非常好的警示教育作用，也告诫了那些想“借非典作乱”的人。